虽然讲求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告诉大家，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。但其实深入一点了解就知道，学界其实根本就没对这个问题达成一致。

施耐庵也许是水浒的重要编撰者之一，但水浒传故事的作者肯定不只他一个人。《水浒传》具体成书年代与具体作者一直没搞清楚，可谓四大名著中最为谜团重重的一部。毫无疑问，水浒传是一部“集体创作小说”，自宋到元，再到明代，无数人不断删改和重新编辑水浒故事，很多版本散落在世界各地、中国、日本和欧洲诸国。

日本浮世绘作品中的武松

在宋代和元代，水浒故事主要通过戏曲与说唱来传播，但明太祖朱元璋对这类曲艺故事深恶痛绝，在明初讲这类背离了朱子理学的江湖故事很容易被处以重刑，所以一直到思想舆论管制宽松的明代中期，我们才看到水浒传大量被印刷成书籍出版。

万历皇帝本人就是水浒传的热心读者，据说在他的带领下，宫廷太监和宫女们掀起了争相购买和阅读水浒的热潮。而明末的大起义中，给自己取名叫“燕青”的叛军首领足足有四名，上至皇帝下至反贼，个个都是水浒传的热心读者。

主张“唐宋变革论”的宫崎市定 曾经说：要想了解中国，读《水浒传》要比读四书五经更有用。水浒传必然反映了当时的底层社会部分面貌，那水浒传到底反映的是宋朝还是元朝或明朝的社会呢？

其实得出结论很简单，我们打开知网搜索水浒传，看到的研究“水浒与宋代社会”的论文比比皆是。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昌宪更给水浒传下了个论断：“基本符合宋代的社会情况。”

之所以说“基本符合”，而不是“全部符合”。是因为确实有些方面很明显是明朝人的改写，如好汉们在江湖上使用的货币以白银为主，这是明代中后期才有的现象。另外，某些好汉的武器以及地名也都是明朝才有的。

但除此之外，《水浒传》中更多的出现的是宋元的影子。

第一：水浒传反映的是一个好汉们江湖行走几乎没有约束的社会

处处都有可供投奔的山寨和土豪。哪怕被关进大牢，都会有好汉们基于“义气”来搭救。

施耐庵生活的明初社会，则完全不同，朱元璋自己出身江湖游民，但他自己却对“江湖”深恶痛绝,实行了严厉的社会控制。在基层实行“里甲”轨制，规定里甲内的人民互相认识互相监视。民人务农不能离开“一里之间”，外出务工必须要就近为宜。

为了预防游民发生，明初还实行路引轨制，人们远行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，路引上必须写明体貌特征和远行目的及旅行线路。这意味着水浒传中的江湖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：好汉们别提在混入京城闹花灯了，离开家走不出几里就要被抓。

从明代洪武年间到永乐，宣德等朝代，关于流民活动仅有零星的记载，在强大的朝堂压制下，我们几乎看不到”江湖“的影子。

第二，水浒传中江湖形态

不同于高度理想化的金庸江湖，水浒江湖中，武力其实并不能决定江湖地位。为何水浒的大头领只有晁盖和宋江两人能做？实际上小说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即使是在聚义以前，河南，山东一带的江湖人，也都是围绕着晁家庄和宋家庄两个中心活动的。

宋江本人武力值不高，但江湖之人只要听到宋江之名，都知道他是仗义疏财的“及时雨”。随时可以拿出钱财帮助人，宋江除了在官府中任职，信息灵通外，父亲宋太公有一庄园宋家庄,庄园里庄客随时供其使唤，可随手拿出酒肉招待来者和用钱解决问题。

而其他主要头领如柴进，卢俊义等人，也都是手握大笔财富，可以为落魄江湖人提供销赃，庇护，信息来源，免费食宿等服务。所以地方“土豪”天然就是江湖领袖。武功卓绝的武松为柴进驱使沦为打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土豪们，或者说“富民”们，是“江湖”的强力支撑点，围绕着他们的游民人群不断移动奔走，就形成了“江湖”这张大网。这可能才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“江湖”形态。

而这样的江湖形态，同样是在宋元才能存在，“惟州县之间，随其大小，皆有富民。”这是宋人对当时社会的描述。

“秦棣知宣州，州之何村,有民家酿酒，遣巡检捕之。领兵数十辈，用半夜围其家。民，富族也，见夜有兵甲，意为凶盗，即击鼓集邻里，合仆奴持械，迎击之。”

这段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晁家庄，面对夜晚被武装包围的情况，宋朝的土豪们第一时间判断是江湖厮杀而非朝廷剿匪。土豪们熟练的击鼓动员，组织起来旗鼓相当的武装抵抗。

而在明朝初年这种事却是不可想象的，明初的富民大族主要存在于江南等地，在朱元璋的强行迁徙政策下奄奄一息，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。

第三：大量的语言和社会风俗描写更接近宋朝

看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的《水浒传》征辽以前和征方腊的部分，保存了许多宋元时期的俗话，如“端的”（果然）、“凭地”（如此）、“兀自”（尚且）、“惭愧”（侥幸）、“叵耐”（可恶）、“争些儿”（差一点）、“济楚”（整洁）、“陪话”（道歉）、 “请受”（俸禄）、“漏”（引诱）、“梯己人”（贴心人） 等等。这就是宋元说话人在语言上留下的痕迹。明代人则完全不会这样讲话。

水浒好汉中有位“菜园子”张青。张青是一个以种菜为生的菜农。为何种菜都能混江湖呢？

宋代随着城市化发展，在汴梁等大城市周边，农民们不怎么愿种粮，但却很愿意种菜，因为菜可以在城市商业中卖出高价。如安徽铜陵有丁家洲专门种植萝卜，销往南京。浙江绍兴梅市盛产鸡头菜，有农户规模化种植鸡头。正是种菜收益之大，“种蔬胜种稻，得米不忧饥”，使得城市近郊的园艺业更为发达。“大抵都城左近，皆是园圃，百里之内，并无闲地”。

而种菜带来的收益，则让人垂涎，比如鲁智深到东京大相国寺挂单，方丈让他管菜园子。原因是这个菜园子的出产经常被附近的一群泼皮霸占，普通和尚根本管不了。我们可以猜测，在宋代当菜农，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，还必须在江湖层面有一定话语权和实力。甚至自身也必须是有江湖地位的“土豪”。

纹身，簪花，乃至火葬， 相扑、蹴鞠，甚至燕青擅长的“顶真续麻”（类似于成语接龙的小游戏），这么多活生生的的民俗习惯和生活细节，说明很多情节的创作人应该有生活在宋代的真实经历。也为我们提供了正史以外的另一个历史视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