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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，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各个民族在漫长的时间当中，相互接触、渗透和融合，破除了种族之间的界限，不断的为中华民族创造新的生命力，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中华民族。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过，北朝时期凡汉化之人便为汉人，胡化之人即视为胡人，也就是说文化远比血统更为重要。
其实不仅南北朝时期是这样，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，孔子虽然也讲“尊夏攘夷”，但也提出了夷敌进入中国便是中国人，这种辩证的处理民族矛盾的观点，不仅将文化作为民族间相互融合的纽带，更重要的彻底的排斥了狭隘的民族血统论的观点。
这种只看文化不看血统的演变是有其历史缘由的，我国最早的朝代夏朝统治中原的时候，殷商还只是东海之滨兴起的一个落后的民族，后来逐渐的壮大起来，到了夏朝末年的时候，由于君主无德，他们进入中原灭掉了夏朝。当殷商统治中原的时候，陕西岐山兴起了一个新的周人部族，在当时商人眼里，周人其实也是夷敌，但是周人接收了商文化，最终灭掉了殷商。
周人夺得了天下就以中国而自居，孔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殷商的后裔，按照血统论的观点他应该仇视周人才对，但他却说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”。可见在上古时期的中国，夷夏的分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也是随着文化归属的变化而变化的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诸侯之间的相互征伐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触也就变得愈加频繁，很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，主动的融入中原政权文化当中。
当时的楚国在周人眼里还只是蛮荆，楚国国君熊渠自己还说“ 我蛮夷也,不与中国之号谥”。为了得到中原政权的承认，楚国不屈不挠的改变自己的文化，最终由一个边疆诸侯国变成了中华大地上最灿烂的诸侯国之一。
在春秋中期之后，楚国与中原诸侯的交接非常频繁，楚国的文化更是是突飞猛进，在楚国这篇土地上诞生了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屈原，他留下的楚词直到今天，在中国人心中也是圣经般的存在。
到了南北朝时期，中国再次进入了大分裂时期，然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，这个时期的很多少数民族政权都将汉化定为基本国策。北魏看过皇帝拓跋珪是鲜卑族，情感上对汉族文化并不感兴趣，但是为了统治中原又不得不接受汉族文化，他迁都平城建立宗庙，之后又制定官职、爵位、音乐、以及律令，将一个 习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变成了汉文化兴盛的农耕社会。
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执政后继续推行汉化政策，他重用汉族士大夫，尊崇儒学、重视教育，使得北魏汉文化从官到民异常兴盛。但是北魏朝廷强行推行汉化政策，也引来了鲜卑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，崔浩的死就是鲜卑贵族对扩大汉文化的一次反击。崔浩元本是北魏的三朝元老，到了晚年因修国书纪录了一些北魏早期的黑历史，最终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。
崔浩的这个案件牵扯到了当时很多的汉人贵族，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都因此案而受到牵连，遭到处死的大家有2000多人。崔浩被处死表面上是揭露了北魏朝廷的伤疤，实际上是鲜卑贵族对朝廷汉化的不满，趁机打击汉族大家的一种复仇，如此严厉的惩处依然没能挡住北魏汉化的步伐。
到了孝文帝的时期，北魏又一次进入了汉化的高潮，他执政之后迁都洛阳，以华夏正统自居，他将汉人贵族和鲜卑贵族通过共享政权建立起一个平衡。北魏皇室肯定和尊重汉人贵族的地位，汉人大家则承认北魏政权的正当性，将双方的利益彻底的结合起来。这种不分种族只在乎地位的做法，对于促进民族之间的和睦共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到了元朝时期，朝廷将全国人分为了蒙古族、色目族、汉人和南人四等，汉人和南人的分别是以宋金疆域为界，实际上是承袭了金代的传统色彩。元朝用强力的政治手段推行了三六九等的民族划分，只问血统不问文化的做法其实是民族融合的大倒退，元朝也在这种充满民族歧视的混乱统治之下，仅仅存在了不到90年就匆匆结束了中原统治，最终逃回了北方草原。
满清入主中原后，虽然早期也走元朝的路子，在全国划分为满、蒙、汉三等，但是到了执政的中后期也改变了政策。康熙时期则提出了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，下令各省、督、府、道无论满汉应选能推送，使得清朝的向心力大增，直到清朝末年，朝堂上起到中流砥柱的大臣都是汉人。
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离不开各民族融合所提供的生命力，中华民族的复兴也离不开各民族所提供的创造力，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能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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