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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1年3月29日，袁殊出生于湖北省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中。父亲袁晓岚是老同盟会会员，却因为热衷于反清，将仅有的那点资财散尽，人也几乎从不回老家。
8岁那年，袁殊的祖父母离世后，母亲带着他来到上海投奔父亲。但袁晓岚早就和一名女学生同居，毫不留情地将母女俩抛弃了。
为了生存，袁殊从小就开始打工，卖油条、擦皮鞋，多亏了好心的父亲朋友的帮助，他来到立达学院读书，总算摆脱了文盲的命运。
14岁的袁殊思想就已经非常积极，参加了学生进步团体，成为学生中一呼百应的人物。毕业后，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，成为军队中最年轻的军官。
后来袁殊赴日留学，在早稻田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和东洋史，期间接触了马克思著作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
1931年回国后，袁殊创办了《文艺新闻》周刊，左翼作家联盟派楼适夷、夏衍帮助袁殊工作，鲁迅也为该刊物撰写文章。
2月份，李伟森、柔石等五作家被秘密杀害，任何报纸不敢报道。
袁殊与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密切配合，上演了一出双簧戏。
先是冯雪峰以读者的名义给《文艺新闻》来信，打听5位作家的消息，接着又用不同的笔名撰写了两篇文章，告诉读者作家们已被枪毙，随即袁殊发出作家们的照片，并发表了各界人士对这五位作家被害的态度和反应。
被袁殊将自己的盖子掀翻后，蒋介石很愤怒，勒令《文艺新闻》停刊。
但袁殊依然笔耕不辍，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了写作和翻译中。照这个路线发展下去，袁殊也许能够成为和鲁迅、郭沫若等人齐名的作家。偏偏，他遇到了一个人，从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。
1931年10月，在静安寺一家白俄咖啡馆内，袁殊与时任特科二科的科长潘汉年和助手王子春（本名欧阳新）见面，一番交谈后，他主动加入了地下党。
时值顾顺章叛变，上海地下组织遭遇严重破坏，从事秘密工作的人，随时面临丢脑袋的风险，袁殊这时候选择逆流而上，可见其追求正义的决心。
潘汉年给袁殊的任务是，从进步的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，渐渐褪去“红色”，伪装成“灰色”小市民，伺机打入敌人内部。
王子春作为袁殊的上级和单线联系人，也对他做出了忠告：“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 险的，你很可能被捕入狱，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， 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罪名死去，但党是知道你的。”
在王子春的帮助下，文人出身的袁殊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后，开始寻找进入敌人内部的突破口。
袁殊其实有着现成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，那就是老爹袁晓岚。
袁晓岚前期追随孙中山，后期追随蒋介石，官做得不小，但抛妻弃子的行为显示出人品之恶劣。
袁殊一点都不想和父亲扯上关系，不过要想与军统产生瓜葛，非得利用这层社会关系不可。
经过父亲同事胡抱一（职位不高但资格很老）的推荐，袁殊认识了“刺杀大王”王亚樵。本以为凭借王亚樵和戴笠结拜兄弟的关系，搭上戴笠这条线，结果王亚樵却和戴笠分道扬镳，苦心经营的关系打了水漂。
经过耐心细致地梳理关系，袁殊又想到了表兄贾伯涛。
贾伯涛是黄埔一期毕业生，先后在湖北、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，在蒋介石面前相当得宠。他当年入黄埔军校全靠袁晓岚的推荐，所以将这份恩情报答在了表弟袁殊身上，将袁殊介绍给了吴醒亚。
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是湖北人，热衷于成立以老乡为主的湖北帮，除了袁殊的湖北籍令他看重外，当年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，结果一飞冲天。这些社会关系犹如保护伞，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浪中起到了遮风挡雨的作用。
袁殊的第一个间谍身份，便是在吴醒亚的中统小派别中任情报股股长。
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职业，以便开展工作， 于是袁殊被介绍到“新声通讯社” 当了一名记者。
吴醒亚
凭借着记者的身份， 袁殊经常能够出席南京的记者招待会，了解一些内幕消息，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，由此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外交官岩井英一。
岩井英一比袁殊年长几岁，出身于日本名古屋一个商人家庭，中学毕业后便来到上海读书，是位有名的中国通。
当时日本领事馆的外交官均承担着搜集情报的工作，袁殊在与岩井英一打交道的过程中，故意释放自己亲日的理念，果不其然，岩井英一上钩了。
岩井英一要求袁殊向日本提供情报，并每月付给他200元的“交际费”，袁殊一口应承下来，这样，他的第二个间谍身份出现了——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。
中日当时正在针对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进行谈判，有了岩井英一这个内部渠道，袁殊将准确信息反馈到中统，很快就成为中统的红人，没人敢相信他此时是三重身份。
左岩井英一右袁殊
不过，1933年时，袁殊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。
他在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时，被叛徒指认暴露了身份，考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，同时又怕得罪岩井英一，袁殊被军统以“思想文化罪”判处了不到3年的监禁。实际上在多人的帮助下，他只呆了8个月就出狱了。
出狱后，党组织认为袁殊应该暂时离开情报战线工作，袁殊遂离开中国，再度赴日本早稻田获得历史系硕士学位。
1937年4月，袁殊从日本回国。他先前就因为和王亚樵的关系，与洪帮和杜月笙的青帮交情匪浅。这次为了增强自身的保护色，索性拜在青帮“大”字辈人物曹幼珊的门下，成为可以和杜月笙、黄金荣平起平坐的“通”字辈师兄弟。
这是袁殊的第三个间谍身份——帮会成员。
袁殊回国几个月后，“八.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，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。 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， 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。 杜月笙提醒戴笠，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，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，现在生活正无着落，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。
一天清晨，戴笠突然开车拜访袁殊妻子马景星，要袁殊第二天早上9点到自己的办公室面谈。
袁殊感到十分意外，立即向潘汉年汇报。 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请袁殊为他做事，认为机会难得，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。
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，袁殊如约来见戴笠。 戴笠毫无客套劈头就问：“你现在靠什么生活？ “
“靠老婆生活。”袁殊的妻子马景星是富商之女，家境颇为殷实。
戴笠马上说：“那你就给我做事。”
“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？”
“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？ ”
戴笠交给袁殊两项任务，一项是坚持留在上海，一项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。
戴笠
这样一来，袁殊又有了第四个间谍身份——军统特务。
实际上，他只忠于党，这才是他真实的身份。
袁殊在军统的地位很高，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，尽管要接受军衔比自己低的上海区区长的领导， 但他得以充分利用打入军统的机会开展情报工作， 从事秘密地下抗日斗争。
袁殊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， 除汇报军统内部情况外，还将深入“日本特别调查班”进行反侦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汉年。
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，他化装成日本学生，冒着枪林弹雨前往日军阵地侦察，一边用熟练的日语应对指挥官，一边将日军兵力部署和军车调动情况记在心中，为上海抗战立了大功。
日军攻入南京后，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，袁殊见状，亲自策划了一项大快人心的行动。
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，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。袁殊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，以帮助买菜为名与此人搭讪，一来二去就混熟了。
没多久，王铁民将炮药悄悄放进伙夫的菜筐里，待到深夜一声巨响，军火仓库被引爆，冲天大火震惊了日本军方。
因为袁殊的贡献，戴笠专程在1939年5月召见他，单独给予了奖励。但是因为袁殊的过往，戴笠对他并非十分放心。
戴笠从腰间掏出一把先进的加拿大造的手枪朝桌上一拍：“你们每个人可以带回两把这种新式手枪用它杀敌。“
随后他话锋一转，望着袁殊说：“谁要是对团体不忠，也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！”
接着，戴笠又交给袁殊一项任务，刺杀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。
李士群原本与袁殊相识，两人曾同在中统做事，后来李士群投靠了日本人，还杀了很多军统的特务，戴笠对他恨之入骨。
袁殊自然乐意用军统的力量去做对抗战有利的事情。
他谋划了一项大行动，打算像上次炸军火库那样，直接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炸上天。为此，袁殊亲自画了地形图，准备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。
正当计划准备实施之际，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叛变，将袁殊出卖。
袁殊对李士群的威逼利诱通通不理睬，李士群大怒之下准备将他杀掉：“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。”
袁殊淡淡一笑：“你为日本人办事，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？ ”
李士群怔住，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，担心惹到什么大人物，只好按照袁殊的要求，通知他的妻子马景星为袁殊送换洗衣服。
李士群
马景星立刻去找潘汉年，告诉他袁殊出事的消息，潘汉年镇静地写下一个电话号码：“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。”
果不其然，一直认为袁殊是“自己人”的岩井英一，立刻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，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。
潘汉年指示袁殊将计就计，以“军统”的身份与岩井合作，加入亲日派系“新亚建国运动”组 织，控制汪精卫的势力，暗中为我方开展情报工作所用。
以前袁殊假意与岩井合作，早就引起了同伴们的误解，如今公开当叛徒，也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。
最终，袁殊决定为了民族解放大业，将个人荣辱抛到一边。
后来岩井英一成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“岩井公馆”，袁殊看似大力协助其工作，实际上，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人员都经由潘汉年幕后选派，大量日本外务省拨给的经费，实则成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。
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，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，不能割断联系。
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， 说明由于王天木的出卖自己被判死刑，不得已才与日本人“合作”，但一颗心是始终向着军统的。
原本戴笠启用袁殊，就是看中了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，希望能够探听到更多的高级情报，如今见袁殊主动示好，也专程写了信，勉励他继续为军统效力。
长期周旋在各种势力间，袁殊也曾遭遇过怀疑。老谋深算的岩井英一曾当面直接质问袁殊是否认识潘汉年，被袁殊机智地应付了过去。
国民党高层也曾下过密令，调查袁殊的真实身份。孔祥熙在上海的情报据点在一份向重庆当局发的密电中指出，尽管袁殊几度为军统服务，其真实面目是红色的，还揭露了他的秘密任务。
好在这份关键的情报并未受到重视，袁殊继续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，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坚持到抗日胜利。
这期间，他亲自救出鲁迅夫人许广平，掩护潘汉年等人进入延安。由于情报及时，粟裕率领部队及时跳出了日伪合围的“篱笆墙”。
1945年9月，袁殊得到发自延安的通知，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，与此同时，戴笠派来心腹王新衡，委任袁殊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，授予中将军衔。
没多久，戴笠亲赴上海打算与袁殊面谈，结果袁殊踪迹全无，王新衡甚至在上海申报上登了“寻人启事”，也没见袁殊露面。
直到1946年，军统才确切得知袁殊已于1945年便到了延安，于是对他下达通缉令，还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到苏州抄他的家。幸好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逃跑，袁殊的家人才幸免于难。
从1931年到1945年，袁殊被人冤枉成叛徒14年，他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，如今终于回归到温暖的大家庭，这种从地狱到天堂的日子幸福极了，只能靠昼夜工作来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。
1987年11月26日，这位76岁的老人遗体上被覆盖了党旗，静静地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。去世后，他的事迹仍然广为流传，正如当年顶头上级王子春所言，党不会忘记他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