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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古典硬木家具不像漆器、玉器、陶瓷那样多在器物上刻款，标明准确年代。除个别漆家具外，几乎都无年款。
所以我们在给古家具断定年代时，只能借鉴当时的绘画、木刻版画及出土家具模型等作比较。
如：明代午荣编著的《鲁班经》中描绘的拔步床（图1），云纹足底座，门围子镂壸门，中间雕灵艺。台上的卧床三弯腿、云纹足、牙板起压边线。
再对照故宫藏黄花梨万字围子架子床（图2），三弯腿、云纹足、壸门牙，均属明代造型。
图1 / 《鲁班经》中描绘的拔步床
图2 / 明 黄花梨万字围子架子床
再以《鲁班经》中万字围架床和上海潘氏墓出土的拔步床（图3）为例，两床均以万字棂格作床围。其他还有苏州虎丘明代王锡爵墓出土的拔步床，也是这种风格特点。
据此可以说明前述黄花梨架子床和另一件黄花梨罗汉床为明代制品。
图3 / 上海潘氏墓出土的拔步床
进入清代，随着手工艺技术的发展，各类家具的造型有了很大变化。床榻的围栏采用棂格的已不多见。而以攒框镶板作法居多。
这种做法可以充分发挥艺人们的雕刻技术和艺术才能。形成与明式家具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。
一般来讲，凡床围子采用屏风式样的，再加上有洼堂肚的牙板和直角回纹马蹄的装饰，则应认为是清代作品。
清乾隆 紫檀嵌楠木山水人物床 清乾隆 紫檀嵌楠木山水人物床
椅凳类也是如此，明代椅子常见有四出头式和南官帽式，还有交椅和圈椅以及玫瑰椅等。
四出头式和南官帽式椅子在明代墓葬中时有所见。如苏州虎丘出土的明代四出头扶手椅（图4），上海潘氏墓出土的南官帽扶手椅等（图5），无论造型、风格和传世扶手椅比较，都极为相似。
因此可以断定，凡属这类风格的椅凳均为明代制品，或曰“明式风格”。
图4 / 苏州虎丘出土的明代四出头扶手椅 图4 / 苏州虎丘出土的明代四出头扶手椅
图5 / 上海潘氏墓出土的南官帽扶手椅
从整体现象看，明代椅凳一般体量较大，即用料大气。这里所说的用料大气，并不是家具构件宽厚，而是用较大的料加工出柔婉的曲线。
加工出的构件粗细适度，恰到好处。达到多一分则有余，少一分则不足的合理程度。
而清代椅用料大气表现在材料的堆砌上。其目的在于开发足够的面积，以便发挥和施展其雕刻或镶嵌等艺术手法。
清代椅凳的总体尺寸相对较明式要小。
以绣墩为例，明代的坐墩一般都较粗硕，而清代的绣墩则大多较俊秀。其突出特点是腹腔收细，颇为美观。
明 紫檀大理石面仿籐鼓凳
乾隆 紫檀嵌景泰蓝鼓墩
到清代晚期，家具艺术和其他民族手工业一样，境况愈下。雕刻粗俗、简单，最普通的要数极常见的红木花篮椅了。
这类家具和清代乾隆以前的家具相比，行外人都能分出优劣。
晚清民国 红木花篮椅
桌案的情况也是如此。近年出土的实物资料也很多，山东明代鲁王朱檀墓出土的方桌即是实例。
石面朱漆长方桌 鲁王朱檀墓出土
它造型朴素，不重雕刻，为明代的基本式样。墓葬出土的桌案在上海潘氏墓、苏州王锡爵墓、浙江嘉兴项氏墓都有出土。它们都是鉴定传世明式家具风格特点的宝贵资料。
王锡爵墓中出土 王锡爵墓中出土
桌案类的不同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：明代用料整洁、造型朴素大方。突出表现为侧脚收分明显，肉眼可见（图6、7）。
图6、7
至清初则渐小，乾隆时更小，肉眼难辨，须用尺子量一下才能知道。有的则上下方正平直，根本无侧脚和收分。
明 黄花梨刀牙板平头案
清乾隆 紫檀雕西番莲大平头案
这种情况在其他类家具中也普遍存在，成为我们鉴定家具年代的一条佐证。箱子和柜子的情况也大体相似。
明代的箱子，早期常用盝顶，大型箱子下承箱座。嵌金属饰件的较多，有白铜、黄铜及铁饰件几种。
黄花梨盝顶式柜门雕花官皮箱
柜子以圆角柜居多，且侧脚收分明显，多用各种线条作装饰，不重雕刻。
明 黄花梨圆角柜
入清以后，这类圆角柜逐渐减少，代之以方材方角柜。侧脚收分渐小，至清中期基本无侧脚，而且雕刻亦由简变繁。和明式柜子形成截然相反的风格。
明式家具无论何种门类，有几个共同的特点。
1. 造型及轮廓舒展，稳定性强，侧脚收分明显。
2. 牙板及腿足主要的有以下几种形式。
明式牙板与清式牙板对比
明式腿足与清式腿足对比
清初，各类家具仍保留着明式风格。此后装饰渐趋繁琐。至清中期侧脚收分肉眼难辨，有的索性无侧脚。
清 紫檀龙纹方角柜
清式家具主要指雍正到乾隆晚期生产的家具，这时期生产的家具材质优良，宫廷中以紫檀家具为主，它是清代康、雍、乾三朝盛世经济发展和手工艺技术提高的产物。
清代晚期以后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，给中国的民族手工业造成极大的破坏。
加上紫檀、黄花梨、铁梨、鸡翅木等优质木材原料枯褐，开始以酸枝木(北方称红木)为代用材，且造型臃肿，靠背扶手平直相交，椅背常用整板镂雕各式吉祥图案，人们常称其为“花篮椅”。
清 红木嵌螺钿扶手椅
清 酸枝木嵌螺钿镶理石供桌
桌案类家具多以“如意”、“葡萄”、“葫芦”等镂雕花牙。但大都作工不细，毫无艺术性可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