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钓鱼执法，是指行政执法人员，采用某种引诱手段，使行政相对人陷入违法状态之中。
古代衙门里的衙役或捕快，是具体的执法人员。虽然他们的身份很低，待遇不高，但还是有许多人想方设法要挤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油水。而油水的一个重要来源，就是可以通过钓鱼执法，没事找事，敲诈勒索。
比如，他可以找个无赖，装扮成逃荒人，让他到大户人家去，乞求收留，只干活不要钱。只要人家一动善念肯收留，就有戏了。这时，衙役会找到大户人家，说你私藏逃犯。这顶帽一戴，你家的财产基本上就是衙门或衙役的了。
你若是个游客，身上有些盘缠，一旦被衙役盯上，可就麻烦了。他会找来个美貌的妓女，扮成良家妇女主动上门，说自己离家出走迷了路，请你收留一晚。你若动了心思，吃了人家的豆腐，马上会有人抓你个现行。你不把身上的盘缠掏个干净，是了不了的。
不仅衙役，州县长官也经常干这类勾当。
清初赫赫有名的大秀才金圣叹，痛恨县令贪腐，趁顺治皇帝驾崩之际，与一伙同学到孔庙哭闹。惹得县令牙痒痒，就找了几个盗贼，打扮成秀才模样，一起去哭闹，赢得了金圣叹的信任。谁知人家是卧底，很快掌握了金圣叹的“反心反状”，最终使大名鼎鼎的金秀才脑袋搬了家！（参清·孙静庵《栖霞阁野乘》）
当今社会中，类似现象也不乏见。
一个警察，身穿便衣，装扮成嫖客模样，与涉嫌卖淫的妇女搭讪。俩人交谈几句后，达成意向。警察问要多少钱，对方称50元。对方伸手接钱后，警察亮明身份，说你涉嫌卖淫，请跟我走一趟。妇女只好乖乖跟他走了。
执法人员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来执法呢？
显而易见的回答是，为了获取违法证据。
这可以算作一个理由。尽管通过正常方式和程序也可以获取证据，但可能要麻烦一些，成本也会大一些。
除了尽快便捷地获取证据外，还有什么呢？
那就是有了证据后，可以依法对对违法者进行处罚，或罚款，或行拘，让他（她）长点记性，不要再犯。
但这是台面上的说法。真正促使执法人员采取这种方式的，可能是其中隐藏的私下交易。
“怎么样，让我逮住了吧！你是想私了还是公了？”
“私了，私了！只要你高抬贵手，咋都好说！”
于是，按规定该罚1000元的，违法者掏上个500或800元私下给执法者，事就算了了。这可谓“双赢”，谁也不会再去较真了。特别是那些有公职的人，更是不敢较真，因为丢不起那个人。
钓鱼执法属于暗中执法。除了钓鱼执法外，其他类型的暗中执法则更普遍一些。
比如，在公路上安装摄像头，但没有明显的提示标志。你不知不觉中就被拍照，交警可以从中寻找你超速、压线或其他违章情况，然后罚你没商量。
在没有明显禁烟标志的地方，你掏出一枝香烟，刚刚点着，不料身后窜出一名执法人员，手拿罚单，让你交钱。
那么，钓鱼和暗中执法，到底对不对呢？
在传统社会中，这些都不算错。有时甚至会鼓励执法人员暗中或钓鱼执法。
在现代社会中，此类做法则需要区别对待。
在刑事侦察领域，尽管强调取证手段要合法，不能刑讯逼供，不能诱供，但实际上很难做到。尤其是在“命案必破”压力下，不采取点手段，是很难拿到证据的。可以说，在这个领域，是原则上不行，具体办案时不妨一试。只要成功了，没人会说你什么的。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中，对此有比较接近实际的形象反映，观众好像也能接受。
而在行政执法领域，严格说来，是不能允许的。
从立法目的讲，把某一类行为确定违法，目的是减少或消除这类行为，而不是相反。比如车辆超限超载是违法的，因为它存在安全隐患和损坏道路的可能。行政执法人员如果发现这类情况，既要罚款，也要强制卸载。而不少执法人员在处理时，罚款后即放行。这就有违立法目的，因为放行后的车辆，照样存在安全隐患和损坏道路的可能。
同理，卖淫、赌博、吸毒等行为，也是法律禁止的。执法人员查处此类行为，目的是消除或减少这类行为。如果你想通过引诱人家犯罪的钓鱼方式获取证据，同时含有谋取私利的意图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因为此类违法行为的证据，其实是并不难获取的。而且它对社会的危害性，毕竟不能与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相比。
还有，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，对所谓的黄赌毒的立法和执法理念，已经发生变化，并不认为它是必须严格禁止的行为，而是可以通过适当管制与合理引导，把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。因为“两害相较取其轻”，严格禁止与适当限制之间，后者的害处可能更小一些。
这里涉及好多问题，不再深究。
对钓鱼执法之外的其他暗中执法，争议可能要大一些。
比如在公路上对可能违章车辆暗中取证，包括执法人员和电子警察的暗中取证，有人就认为是对的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适时发现违章行为，促使驾驶人员时刻警惕，不产生侥幸心理和行为，更有利行车安全。
也有人认为，这样做才不安全。因为他不知道此处有危险或有违章可能，以至产生危险行为。应该设有明显标志，提示人们谨慎驾驶，不要违章，不要发生事故。这才是应有的执法目的，符合现代法治理念。
虽然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有定论，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，是越来越多的地方，采取了公开执法的做法。道路上的标志，也比较明显了。
这应该算是一种文明进步吧！
其实，即使在古代，也并非都认可钓鱼执法。
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不久，为了遏制官员贪腐行为，暗地派人向一些官员行贿。结果真有一名官员上钩，李世民心中窃喜，准备“杀一儆百”。大臣裴矩知道后，对李世民说，这个人确实受贿了，但这是你诱惑他犯罪。如果杀了他，恐怕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。用现在的语言讲，就是人性是经不起诱惑的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，都不能引诱人家去犯罪。李世民觉得此说有理，以后再也没有采用这种“钓鱼执法”的做法。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）
再回到开头的那个案例。如果那个被警察诱导的妇女懂点法，拿了50元后，并不承认自己是卖淫，而是商谈其他事情，恐怕就有点麻烦了。毕竟你不能单凭她收了钱，就是干那种事的。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认定，她说就和你做了。那时，你是验证还是不验证。如果不验证，你本身是否也涉嫌嫖娼呢？如果验证，那不是更麻烦吗？
可见，钓鱼钓不好，就会钓到自己头上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