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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，曹禺84岁了。正开启他晚年一段漫长的疗养时光。
有一天，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前来探望他，谈话间，曹禺和老友讨论起他一生在写作上的失落，愁容满面，叹息不断。
“你太听话了！”
这句话，吴祖光已经憋了很久，彼时终于脱口而出。
听罢，曹禺突然激动起来，年过八旬的他几乎在高喊：“你说的太对了！说到我心里去了！我太听话了……”
这种抓狂，是他对人生后50年，因创作停滞而带来的苦闷的宣泄。
曹禺，称他为中国话剧的“祖师爷”也不为过，但令人惶惑的就是，在曹禺86载漫漫人生路中，几乎所有成就都集中在前30年。
在人生阅历臻于丰富的中晚年，曹禺为何再没能写出《雷雨》式骇俗的剧作？
很多人看过曹禺的戏剧，却不知道他的故事。
曹禺其实不姓曹，他姓万，名叫万家宝。
因为“万”的繁体为“萬”，上下拆开即是“曹禺”。
1910年9月24日，曹禺出生于天津小白楼，他出生3天后，母亲就因产褥热去世，母亲的孪生妹妹成了他的后妈。
曹禺的父亲叫万德尊，当年做过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，风光一时。然而黎元洪下野后，万德尊的政治生涯也随之走到了尽头，只好回天津度残年。
曹禺形容他少年时的家——沉静得像座坟墓，十分可怕。
白天父亲和母亲一起抽鸦片，下午四点还在睡觉，傍晚才起床。每次曹禺回到家里，整个两层的洋楼一点动静没有。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。有时，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臭骂一通。曹母说他，他更来气。
曹禺正是在这种压抑下渐渐长大。
有一次，万德尊把曹禺叫到跟前，让他背书，曹禺看着父亲的脸，吓得都忘光了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不容思索，啪！地一声，曹禺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巴掌。这是曹禺唯一一次挨父亲巴掌。
曹禺说：
“他这一巴掌，常使我联想起《朝花夕拾》中，鲁迅写的《父亲的病》中那种扼杀儿童心灵的情景。”
不过，这种教育虽然残酷，却也为曹禺积淀了足够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只是四书五经背了不少，曹禺爱看的却仍是一些“闲书”。
他读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浮想联翩要到海上去冒险，还想当一个发明家，发明一艘飞艇，装上机器，冲开海浪。
为此，他苦思冥想设计出一艘快艇，甚至画好了蓝图，把它藏在继母送给他的瓷娃娃肚子里。
当然，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也让曹禺有机会接触到戏剧。
早在两三岁时，曹禺那作为戏剧发烧友的继母便经常抱着他到戏院里看戏。
当时的天津，名角荟萃。在继母的怀里，幼小的曹禺见闻过了谭鑫培、杨小楼、刘鸿声等名角的风采。
看完戏回来，他就和小伙伴一起玩角色扮演。曹禺模仿力极强，学戏里的动作和人物的唱腔，学得惟妙惟肖，有时甚至自己编个故事来演。
1922年，考入南开中学的曹禺加入了南开新剧团。
在校期间，他扮演了易卜生戏剧《娜拉》中的娜拉；又在《玄背》上发表了一篇名为《今宵酒醒何处》的小说，第一次使用了“曹禺”这一笔名。
7年后，父亲万德尊因病逝世，同年（1929）9月，曹禺由南开转入清华，潜心研究戏剧。
很快，清华人就知道学校来了个叫万家宝的，很会演戏。
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东北沦陷。曹禺和孙毓棠、孙浩然、蒋恩钿等同学一起办了《救亡日报》，经费全是自己筹的。
有一次，一个美国牧师从东北到清华讲演，一上台他就说：
“我从东北来，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，日本军队很厉害，中国人不能抵抗，他们一来，嘟嘟嘟嘟……，就把你扫射光了，消灭了。”
语气就像在哄骗小孩交出心爱的玩具。
听到这里，一个学生突然站了起来，质问道：“是谁叫你来讲的，叫你来这里放屁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，你给我滚下去。”
这时，同学们全都站起来，一块把他给轰跑了，曹禺也是其中之一。
两年后，日本占领山海关，大举进攻热河，轻取承德，战火烧到北平门口。
这样的时代背景，这样的家国情愫，激发了曹禺作为一个戏剧家的搏动的创造力。
那时，23岁的他整日在清华阅览室里写剧本，年轻而敏捷，文泉奔涌。写累了就到清华的草坪上去躺一躺，仰头看着天上白云缓缓地飘过。
不久，处女作《雷雨》横空出世。
写完后，曹禺缓缓吐了口气：“我所感到的丑恶，都表现出来了”。
当时他的发小，也是《文学季刊》编辑的靳以，将这个剧本推给了巴金。
拿到底稿那天晚上，巴金熬夜一口气读完。
当晚过后，巴金说：
“我落了泪，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，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、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。我想做一件事情，一件帮助人的事情，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精力。”
1934年7月2日，《雷雨》正式在《文学季刊》上发表。
一年后，一群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了《雷雨》，反响热烈。在日的郭沫若看到后，赞许不已。他说“的确是下了莫大的苦心”，并用了“杰出”来形容曹禺。
曹禺，一战成名。
同样认可曹禺的，还有郭沫若的“死对头”鲁迅先生。
鲁迅读完曹禺特地赠予的《雷雨》后不久，便在和朋友埃德加·斯诺的谈话中，把曹禺列为了（中国）最好的四位戏剧家之一。
在国内，《雷雨》的反响同样强烈，当时的中国旅行剧团连续演出50场，依旧是欲罢不能。
很多话剧演员和剧团负责人几乎达成共识，只要演《雷雨》，票一定好卖。于是很多剧团一遇生意惨淡，就把《雷雨》搬出来救场，他们行话叫“看家戏”。
人伦悲剧、因果宿命、时代悲歌合三为一，这是曹禺的天才。
后来人说1935年，中国话剧进入了“雷雨时代”。
同年，阮玲玉自杀，曹禺愤而作《日出》；又一年后，《原野》横空出世，同时他和巴金、鲁迅一同签署了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》。
宣言里说：
“文艺上的工作者，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，工作从来没有放弃过争取民族自由的奋斗，我们并不是今天才发现救亡图存运动的重要。”
1940年，曹禺作出了他毕生剧作的巅顶之品——《北京人》。
那个动荡的年代，是曹禺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。但就在人们讨论着，期待着这个天才再次利刃出鞘时，迅猛的时代变革来了，在跨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，中国迎来了新时代。
1949年，曹禺在组织安排下化装成商人，由香港乘船抵烟台解放区。
4月，他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，参加了于捷克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。从那时起，曹禺有了新的身份。
50年代后，曹禺成为了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、北京人艺院长，开始频繁参加各种外事活动和会议，朋友接见不断。
那时阶级之说风行，曹禺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“错”了：《雷雨》里讲了太多宿命论，这是不对的，周朴园所代表的资产阶层本就应走向灭亡。
基于这一点，曹禺不仅做了检讨，还把《雷雨》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。
修改版里，周朴园成了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，鲁大海成为“罢工的领导者”，周萍完全成了一个纨绔子弟，先私通周繁漪，又玩弄鲁四凤。
结局也全部修改过，四凤没有自杀，周冲没有死，周萍也没有死。戏剧主题从从人伦宿命，变更为阶层矛盾。
一个个经典的角色，从立体走向扁平。
而在那个时代，被这样“阉割”的作品，《雷雨》不是唯一的一个。
从那时候起，曹禺身体里最为鲜活的一部分，在渐渐流失。
曾几何时，一位前辈删减了曹禺的一幕戏，曹禺便愤而直言：“你这样做，等于把我这个戏的心脏挖掉了。”
现在，丢掉的不是心脏，是魂魄。
更悲哀的是，撕碎魂魄的，不是别人，而是曹禺自己。
50-60年代，曹禺发了《明朗的天》和《剑胆篇》，两个语文填空题几乎永远不会出的作品。
1973年下半年，一群不速之客闯进了北京人艺，他们在校门上贴了一副对联，上头写着—— “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”。
从那一天起，时任人艺院长的曹禺开始需要频繁地写“检查”，他被要求“交代清楚问题”。
那些日子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小马扎上，一言不发，双目直勾勾地盯着雪白的墙壁。表情木然，眼神呆滞。
同样是白色，但眼前的墙，和40年前他写《雷雨》时在清华草坪上看到的云，却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
写不出来，还是写不出来。
有一天，濒临绝望的他突然狂喊：“我就是孙子！也不是孙子！我就是一条虫！随他们怎么碾！”
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20岁就能写出《雷雨》，到60岁，却连一份像样的“检查”也写不出来，他快“疯”了。
如果说他笔下的鲁侍萍和周繁漪发疯是因为伦理崩坏，那么曹禺在现实中的崩溃，则是因为他熟悉的世界崩塌了，比戏里的还要彻底。
真是一种悲戚。
最后，他手底下的一个学生帮他代写了一份“检查”，这可能是曹禺此生为数不多的“代笔”行为。
不只“检查”写不好，“集体劳作”曹禺也干不好。
习惯拿笔的他，在给苹果树“扩坑”的过程中，被一根杉篙碰破了头皮，缝了几针。
那天，前来“探望”他的头头说：“曹禺啊，你光碰脑袋外边儿可不行，要狠狠地碰里边儿！”
听完，曹禺用力地笑着。
那个年代，曹禺突然变得“一无是处”，他甚至羡慕起胡同里扫地的一个老太太。
同样变得一无是处的，还有老舍。
1966年8月24日晚上，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一跃而下。据当年和他一起挨打的人回忆，不久前，一次在孔庙挨打时，老舍先生的眼睛里发出了“异样的光”。
那种目光，和《四世同堂》里，钱默吟太太在儿子婚礼上的，如出一辙。（后来钱默吟太太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）
数年后，在老舍先生的平反会上，曹禺和众人一起连鞠了三躬。之后，众人离去，曹禺又折返回来，独自再鞠三躬。等看到家人将骨灰盒安置时，曹禺又颤巍巍地鞠了三躬。
这九躬，算是对苍凉时代的一种慰藉。
那10年过后，女儿万方说：“一直到死，他都没能真正恢复到他写《雷雨》时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。”
那个对观众说“我是个贫穷的主人，但我请来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，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”的高大远阔的曹禺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1983年3月份，73岁的剧协主席曹禺收到了来自远方的一封信，这信写得“很不客气”，里头用了大量篇幅批评曹禺，言辞激烈，耿直不匿。
信里直言：
“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，一个也不喜欢！你心不在戏里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，你为势位所误！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，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，像晚上喝了浓茶，清醒于混沌之中！”
每个字都像一柄利剑，直戳要害。
确实如此，曹禺一生9部剧作中的佳品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蜕变》、《正在想》，全都创作于30岁之前。
在人生的后50年，曹禺再听不见“雷雨”，再遇不到那个熟悉的“北京人”。所写的作品几乎都是为了某些更为特殊的东西，佳作难寻。
这封“张扬跋扈”的信，来自比曹禺小14岁的晚辈——画家黄永玉。
这个场景，后来在《见字如面》里，被张国立和王耀庆还原。
其实在此之前，巴金也劝过他：“把你心灵中的宝贝拿出来！”
这个，曹禺不是不明白。
在给黄永玉的回信里，他恳切地说：
“我仍在矇眬半醒中，心里又很清楚我迷了路。但愿迷途未远，我还有时间能追回已逝的光阴。天下没有比到了暮年才发现走了太多的弯道更痛心的了。”
曹禺后来把黄永玉的信裱装了起来，挂在家中客厅，勉励自己写出佳作。
然而收到来信的5年后，曹禺因病住院，一住就是8年时光。老骥伏枥，纵使志在千里，油箱里的油也不多了。
住院期间，曹禺的枕边放着一本《列夫·托尔斯泰评传》。有一次，读得入神的他突然一撒手，大声喊道：
“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！不然我不甘！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！”
1996年12月13日，曹禺因病逝世。
他走后，老舍的公子舒乙来到灵堂前连鞠九躬。那时，离老舍先生过世，已逾30年。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，曹禺终究没能“追回已逝的光阴”。
千古文章未尽才,一生襟抱未尽开。
虽然后半生缺乏传世之作，但曹禺依然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剧作家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只是很多时候，不禁令人深思，人的命运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？
是个人，还是时代？
曹禺身上的悲剧性，令我想起《雷雨》里那句——
“我不如娜拉，我没有勇气独自出走；我也不如朱丽叶，那本是情死的剧。”
不敢“走”，又不敢“死”。
这，似乎是很多人一生的写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