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版
2023年暑假期间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在全国热映，继春季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之后又掀起了新一波的全民诗词高潮。该片讲述安史之乱后，身处乱局之中的高适回忆自己与李白的一生往事。高适与李白的关系问题，学界研究相对薄弱，轮廓清晰细节模糊，还存在个别争议，很有必要梳理呈现文学史真相，厘清高适与李白的关系。
一、李白与高适的交情。李白与高适在中年以前并无交集，两人首次相见应是在天宝三载李白被唐玄宗“赐金放还”之后。李白从长安东归鲁地，经洛阳首次结识杜甫，二人一见如故，由于杜甫与高适是老乡兼故交，高适与杜甫一样都是洛阳人，但长期寄居在宋中（今商丘），自称“一卧东山三十春，岂知书剑老风尘”，一无所成，因此杜甫邀高适与李白相见，三人结伴游梁（今开封）宋（今商丘）。在大梁城（开封），三人游梁园，登吹台，在宋中，三人猎孟诸，登琴台（即单父台，在今山东单县，古属宋中之地），饮酒赋诗，慷慨怀古，盘桓数月。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载：“（杜甫）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，酒酣登吹台，慷慨怀古，人莫测也。”杜甫的多首诗皆写到这段经历，《赠李白》曰：“李侯金闺彦，脱身事幽讨。亦有梁宋游，方期拾瑶草。”《遣怀》曰：“忆与高李辈，论交入酒垆。两公壮藻思，得我色敷腴。气酣登吹台，怀古视平芜。”《昔游》曰：“昔者与高李，晚登单父台。”李白、杜甫、高适的“梁宋之游”造就了三人的一段珍贵友谊，更成为千古文坛佳话。除了前引杜甫诸诗，高适的《宋中别周梁李三子》《同群公秋登琴台》，李白《梁园吟》《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》，皆写“梁宋之游”情事。因三人当时身份地位和年龄的差异，难免三人关系亲疏有别，以至影响到后来。李白当时名震天下，从皇帝身边来，自然傲视群雄，杜甫年辈较晚，又崇拜李白，关系容易融洽，甚至与李白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（《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》）。最尴尬的就是高适，年辈与李白相当，又落魄无成，诗名尚未大起，史称他“年过五十，始留意诗什”（《旧唐书》本传），这种处境使他较难与李白交心。故李白“梁宋之游”期间（744年）乃至此后的十三年（至757年）都没有一首诗写给高适，而高适在“梁宋之游”期间有一首《宋中别周梁李三子》赞美李白：“李侯怀英雄，肮脏乃天资。”可见，此时的高适，是李白的追随者，处于弱势地位。
然而，安史之乱扭转了李白和高适两人的强弱地位。李白误入永王李璘叛军，而高适获得了唐肃宗的高度信任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领淮南节度使受命带兵镇压永王李璘叛军，两军在丹阳城（今镇江市）交战时，高适、李白皆在前线，属于敌对阵营。没想到永王李璘无军事才能，一击即溃。李白逃难途中被抓，投入浔阳（今九江市）监狱。李白在狱中数月，主要拜求了四位权臣：宰相崔涣、御史中丞宋若思、御史中丞兼淮南节度使高适、魏郎中。这是李白平生第一次写诗给高适，写的是一首长诗《送张秀才谒高中丞》，诗中猛夸高适：“高公镇淮海，谈笑却妖氛。”这首长诗中李白没有叙旧，只是强调自己处境之悲惨：“我无燕霜感，玉石俱烧焚。但洒一行泪，临岐竟何云。”显然是希望高适施以援手。但是高适选择无视，而崔涣和宋若思二人皆极力为李白推覆洗雪，至秋间乃获释。宋若思辟李白为参谋，并上书荐李白之可用，见李白《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，军次寻阳，脱余之囚，参谋幕府，因赠之》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朝廷有重臣谗毁李白，所谓“蹭蹬遭谗毁”（李白《赠张相镐》），欲重新降罪，此时李白又两次向宰相张镐赠诗求援，作《赠张相镐》二首，但最终还是被判长流夜郎。谗毁李白者是何人，难以稽考。但朝廷讨论给李白定罪轻重，必然要征求高适的意见，因为高适是永王李璘叛军的镇压者，对李白的情况最清楚，而这次李白没有再求高适却去反复求张镐，可见高李之间已绝交，甚至处在对立面。好在唐代宗刚即位，立即给永王李璘平反昭雪，并下诏召李白为左拾遗，可惜李白已在当涂病逝几个月了。
我们从李白、杜甫、高适三人之间一生相互赠诗的数量，可以直观地发现三人之亲疏关系。李白赠杜甫诗共三首：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《戏赠杜甫》；李白赠高适诗仅一首：《送张秀才谒高中丞》。高适赠李白诗也仅一首：《宋中别周梁李三子》；高适赠杜甫诗共三首：《赠杜二拾遗》《人日寄杜二拾遗》《同诸公登慈恩寺塔》。杜甫赠李白诗共十四首，杜甫赠高适诗共十七首。有意思的是，李白、高适二人赠杜甫诗都是三首，而杜甫赠高适诗数量多于李白，在杜甫所有赠友诗中排名前三，杜甫与李白、高适二人都是至交好友，然稍有不同的是，杜甫与李白是纯粹友情，而与高适除了纯粹友情外，还有对高适在成都给自己关照的感恩，还有就是杜甫与高适的交往时间远超过与李白的交往时间。李白与高适中年“梁宋之游”结下了一段虽不算深厚却也很珍贵的友谊，但安史之乱后两人升沉异势，终至绝交，甚至敌对。
二、李白、高适人格对比。由于中国号称诗国以及古代官本位的特点，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类型，大体上有“诗人人格”和“政治家人格”之别，或二者之结合。李白是较典型的“诗人人格”，其特点是激情而天真，高适是较典型的“政治家人格”，其特点是冷静而世故。这两种人格不仅体现在其为人处事和政治选择上，也同样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上。譬如与高适并称“高岑”的盛唐边塞诗人岑参，也和李白一样属于诗人人格，其边塞诗充满激情和浪漫天真的想象，而高适边塞诗的特点是擅长现实主义的冷静思考，《燕歌行》侧重于思考将帅无能、苦乐悬殊等现实问题就是典型代表。其实这两种人格本无高下之别，尤其是在家国情怀方面，不可主观地扬此而抑彼。高适的家国情怀很突出并付诸从军的实践，这毋庸置疑，但李白也一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，也有两次从军的实践，并非只是如《长安三万里》所描绘的恣纵任性，没心没肺的游山玩水。特别需要澄清的是，李白从璘并非为了谋官争权，而是为了荡平安史之乱，报效国家，所谓“为君谈笑静胡沙”（《永王东巡歌》），“过江誓流水，志在清中原”（《南奔书怀》），“一生欲报主，百代思荣亲。其事竟不就，哀哉难重陈。”（《赠张相镐》）。他称安史叛军为“豺狼”（《西上莲花山》），可见其对安史叛军之痛恨。他誓言灭了安史叛军后就去隐居，所谓“灭虏不言功，飘然陟蓬壶”。李白家国情怀之强烈，不在高适之下，且终生未变，到临死之前还要参加李光弼大军去平定安史之乱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李白与大多数文人不同，人格内涵较为丰富，除了典型的“诗人人格”之外，“侠义人格”也较为突出，其典型特征就是重诺守信。李白每每强调“常怀抱柱信”（《长干行》），“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”（《侠客行》），“海岳尚可倾，吐诺终不移”（《酬崔五郎中》），“片辞贵白璧，一诺轻黄金”（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）。李白和杜甫，作为中华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诗人，后世学习的楷模，影视剧在塑造这两位诗人时，更需客观审慎的。
